已于4月30日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全文有望于近期公布。据消息人士透露，纲要包含了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三地定位布局等十个章节，具体内容方面可能出现一个中心、一个副中心和若干个微中心的新表述。
6月3日，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助理张晓玲表示，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在内的14个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工作将于今年完成，开发边界将作为城市发展的刚性约定，不得超越界限盲目扩张。对此，受访专家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具体到京津冀区域，这将进一步倒逼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外移。
在非首都功能外移中，产业转移被认为是重点和难点。据报道，由工信部等制定的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导目录目前已经定型，或于近期发布。借此，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突破口之一的产业转移正在提速。
八类产业为重点京津冀产业转移明朗化
北京市副市长林克庆表示，北京已经意识到要放弃大而全的经济体系，突出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加快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伴随着北京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转移提上日程。据悉，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导目录中有八类重点产业需要河北、天津来承接，分别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商贸物流、教育培训、健康养老、金融后台、文化创意、体育休闲。至此，京津冀产业转移将进入明朗化阶段。
为什么重点转移这八大类产业呢？
中国社科院城环所原所长、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咨询专家牛凤瑞告诉记者，这八大类产业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而且执行弹性比较大，各方都容易接受。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峰认为，一方面是立足于源头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与三地产业发展基础和优势相结合。“产业转移和三地功能定位、发展目标有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要考虑哪些产业在北京但不符合北京作为首都的定位，比如说商贸物流、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产业就属此类。”
实际上只要不依赖于北京特殊的区位发展的产业都可以转移出去，牛凤瑞表示，不一定必须按照行业来分类和定性，产业指导目录只是政策上的指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要根据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来判断。
牛凤瑞说道：“比如商贸物流的转移，不是北京居民日常生活必须的商贸物流可以转移出去，如果是日常必须的则可以保留，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产业转移也并不是说同一类产业只能在一个地方存在，三地可能都保留，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和环节存在，比如北京保留研发设计环节，天津、河北发展生产制造和销售环节等。”
据不完全统计，京津冀投资意向签约额已超数千亿元。诸如信息技术、装备制造、商贸物流等产业，在天津、河北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河北省此前出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施意见，梳理出64项重点工作，确定40个承接合作平台。2014年，河北省从京津两市引进资金3757亿元，占引进省外资金总量的51%。天津则在产业对接上深化与北京科技创新合作，加快建设未来科技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中关科技城，打造京津国家级创新主轴。
加快建设“反磁力中心”
受访专家指出，对于企业来讲，生产力要素的快速流动是产业布局京津冀地区的前提条件之一。
“企业需要生产力要素快速、低成本的自由转移，也就是说，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和转移问题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京东集团副总裁黄东升认为，资源空间配置结构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和区域发展公平。应进一步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行政性壁垒，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的生产力新布局。
有业内人士坦言，事实上京津冀产业合作早已起步多年，问题较多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决定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而政府的调控手段也没有做到精准、科学。
国家发改委国土研究所所长肖金成指出，疏解不符合首都战略定位的功能和产业，应注意运用市场杠杆。由于环境资源的约束，大型城市无论是用地成本还是用人成本都很高，许多低端产业会被挤压出去，自发转移到周边城市，而当前，北京的这种成本杠杆并没有体现出来，如果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将产业转移出去，很容易造成相关产业的回迁，形成较大的副作用。
公开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面积21.6万平方公里，人口1.1亿人，占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总面积的2.3%，占13.7亿总人口的8%。一直以来，京津冀许多产业同质化竞争严重，尤其是工业与制造业企业，在京郊、天津和河北都广泛分布，缺乏有效协调。
纵观京津冀，产业结构布局并不完善。有统计显示，目前在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中，北京70%到80%为第三产业，高度聚集了科技和金融产业；天津则是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均接近50%；而河北则仍有将近12%的农业，近50%的第二产业。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尔娟表示，通过相关模型计算可以看出，京津和京冀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远低于津冀，表明目前京津和津冀间优势产业重合度较高，存在严重的产业趋同的竞争倾向。
对此，有专家指出，根据经验和现实发展，京津冀区域，特别是河北地区应找准产业转移的切入点，在打造产业聚集效应、建立产业链系统上下功夫，这需要政府认清重点，通过创新性手段对资源配置进行科学调节。
肖金成建议，承接首都产业转移的地区，应加快建设“反磁力中心”。“反磁力中心应实现4个目标，交通更便捷，设施更完善，环境更美好，经济更繁荣，这样吸引力比较大，北京的人口和产业就能自动集聚。”他进一步说道，要充分发挥北京的辐射作用，加快周边城市群的发展，让生产要素更多向周边城市流动，从而为强化北京的首都功能腾出更多发展空间。
体制机制创新受期待
“要实现北京是创新中心，天津、河北是孵化和产业化基地的要求，就必须消除京津冀三地之间的政策差异，缩小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的差距。”有业内人士坦言，消除这些差别，需要在体制机制政策上进行一系列的创新。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认为：“其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机制创新是一根‘硬骨头’，是国家顶层设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创新就是体制机制乃至政策的创新，协同发展就是体制机制的趋同发展。
受访专家们指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交通、环保、产业三个突破口中，产业协同发展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都是最难的，此前三方在产业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利益博弈一度焦灼。
对此，李峰认为，产业协同与区域规划的整体思路相近，要破除“一亩三分地”理念，各地必须立足于当前，明确自身的定位，发挥产业比较优势，而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时，产业转移思路要和之前有所不同，不仅仅是单纯的产业转移，而是把产业转移和人口的迁徙、城镇化建设、生态保护这四方面协同在一起。
具体到产业转移与人口、城市、环保的协同，三方已经有相关动作。
日前，北京市人才开发中心主任张秋健透露，为便于北京人去往河北、天津就业，本市将在异地人事代理方面加强服务。“像有些北京人虽然也有去河北、天津就业的意愿，但却不愿意进行档案转移、社保关系的转移。所以我们在考虑开展异地代理服务，让北京人去天津、河北就业少些后顾之忧。”
目前天津和北京两城市的关系有了变化，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云泽认为，以前是一种利益的博弈，现在最终走向了共赢，这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