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概念溯源
“供给侧”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供应学派”，在经济大萧条和冷战的背景下，供应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病进行了批评和反思，提出应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后来这一思想在里根时期被很好应用，帮助美国度过了冷战期间的滞涨危机。
“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环节出发，通过结构上的优化调整来缓解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供需矛盾，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要素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若干国家近期政策中提到的国企改革、鼓励创新创业、简政放权等，都属于供给侧层面的改革。简而言之就是充分尊重市场的主观能动性，释放企业活力、提高供给产品的质量和水准，以此来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经济增值提效。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二、“供给侧”改革提出的宏观背景
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性调整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我国现已进入到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的重要时期，由于在过去受到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都以扩大需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使得经济发展粗放式、外延式特征明显，过程中出现了产能过剩、经济下行等一系列问题。“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意味着在下一阶段要避免过度消耗资源、生态破坏和供需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从供给端着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是应对新常态下新的经济矛盾，促进经济长期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
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供给侧改革的题中之义。近年来，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消费的需求已从生存性向发展性升级，对于消费产品的属性和质量更为重视，整个社会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消费形式。但是目前国内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供给水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因此出现了国人远赴国外只为抢购几袋奶粉、几件电子产品，甚至是几个马桶盖这样的局面。大量消费外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损失。在经济发展的跑道上，一旦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遥遥领先在供给之前，不管消费群体多么庞大，消费态势多么强劲，都无法与供给进行有效匹配，实现经济健康发展。因此，供给侧的改革应当将从重量转到重质，实现产品从低劣向优质的转变。
互联网掀起的消费革命是供给侧改革的导火索。201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制定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行动计划（2015－2018年）》，致力于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在2015年“双十一”天猫当天的成交额创造了历史性的912亿元，共有232个国家参与，再次刷新了往年记录。“双十一”反映了互联网正在改变人民群众的消费心理、消费形态和消费模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供给方式，带来了供给端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新契机。人民群众并不缺少消费需求，而是缺少通过新供给创造全新消费平台，产生新消费，再以新消费为动力，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三、文化产业消费潜力待挖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最近给出了2015年文化娱乐产业的几组统计数据：2015年全国电影总票房为440.69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2015年游戏产业收入达到1407亿元，同比增长22.9%，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同时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动漫业产值已突破1000亿元。不过，这样迅猛的增长还远未释放潜力。根据文化部发布的《中国文化消费指数》显示，2013年我国文化消费的潜在规模为4.7万亿元，而实际消费仅为1万亿元，存在超过3万亿元的消费缺口。
文化产业附加值高、产业链延伸潜力大，且具有极强的关联效应和融合特征，既是创新创业的多发领域，也是容易推陈出新，诞生新业态的试验田。与此同时，各种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新兴业态也正呼之欲出，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消费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培育空间。文化创意与制造业、农业、建筑业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将全面提升各类产业的附加值。可以预见，文化产业将是新消费诞生最活跃的领域。供给侧改革是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将资源要素从过剩的产能中释放出来，来实现同需求之间的平衡。供给侧改革正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四、如何理解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
需要明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经济命题，文化产业是这一命题的一个环节，所以，理解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问题需要从文化产业的宏观角色和文化产业自身内容两个视角，这里我们是从是后一种视角进行解读。
首先，需要明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同时关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只不过因时因地关注重点不同罢了。从中长期发展角度，关注供给侧是必然逻辑。供给侧问题最终要体现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从文化产业看，“供给创造需求”似乎最明显，因为大部分类型化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都是在生产之后被创造出来。二十多年来，出于刺激文化产业发展的考虑，政府对意识形态痕迹明显的产品的进行严格监管，但对其他文化产品的供给事实上是放任的，对文化产品供给的放任事实上就是对文化消费的放任。而这正应了“供给创造需求”的定律，已经形成了并不良好的消费形态，反过来已经构成了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产品供给的约束。从这个逻辑进行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会落到产品本身和产品监管层面上，如果因此通过简单粗暴的内容监管强化回归到一元主导模式，又必然形成死循环。
减税是另一个常被涉及的话题。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供给学派还是后来的供给管理理论，核心都是财政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新供给经济学汲取了传统供给理论的有价值的部分。例如拉弗曲线对文化产业依然有意义，因为文化产业的确存在负担过重导致供给乏力的现实困境。在这个角度，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干预的“双减”政策主张，这一主张应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但是，税负毕竟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财务压力，还无法证明目前的税负水平对整体产业的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和生产率形成了根本影响，简单减税或全面减税是无法达到有效供给目的的。况且，从政府角度而言，区别对待的减税政策毕竟需要谨慎采用，因为我们需要扶持的产业太多了。
其次，需要明确产品供给的背后是要素供给，要素供给的背后是制度供给，这是供给侧三层递进结构，也是问题的根本。从要素性投入看，文化产业的总体状况是：资本供给明显薄弱，与文化产业增加值3.7%的GDP占比不匹配，资本市场体系也不完备;土地资源供给与产品产出关联性不强，很多土地供给并未用于生产文化产品、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人才资源匮乏、技术创新乏力，知识积累不足等等。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制度供给应内洽于要素供给体系，这对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尤其重要。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推动的制度供给，密度和质量可圈可点，但这是在空白基础上的补课，还处于机械排列阶段，制度和机制还未内化于文化产业，还需要精细化整合创新。坚持“双效统一”与坚持文化产业的市场导向是不相悖的，直接监管不如间接监管，事前监管不如事中监管，硬监管不如软监管。文化产业的制度供给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建立以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规则、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要素市场体系、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投融资服务体系等。
最后，需要明确文化产业供给侧的核心是改革和创新。文化产业的要素供给不仅基于传统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更基于技术、知识这些具有创新特质的要素上。从经济发展要素出发，技术、知识、制度、文化、管理和人才是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创新要素。传统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利用方式上，而这六个要素的创新体现在其本身，即其本身产生质变并带动产业创新，这种“要素性创新”是最直接的供给侧创新，这一模型对文化产业也是适用的。所以，坚持供给侧改革和创新这一核心，就要通过改革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创新在文化产业深层次、全要素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全要素创新。
结论：只有改革和创新才能有更充分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从文化产业自身看，文化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就是着眼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中长期发展，加大要素性投入的力度，优化制度供给，促进文化产业创新，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