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多，执行难”，始终被视为中国“城市病”的主要症结之一。自2015年底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推进城市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多规合一”，成了各级政府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5月9日，住建部城乡规划司司长孙安军在清华同衡学术周的研讨会上表示，目前全国已有28个试点县市基本完成了“多规合一”的探索，“正在总结经验”。
当前，中国城市空间的规划政出多门，正是由于不同层级的政府、或同级政府中的不同部门，均会依据各自职能权限或部门利益，针对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区位用途、资源配置、开发强度等维度，做出各类性质各异、年限不一、法律和行政地位参差，甚至连规划发展目标都迭有冲突的各类规划所致。
据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助理孙雪东介绍，中国现行同一层面的空间规划就有80多种，彼此各有侧重，又平行交叉。“多规合一”的目的，就在于让这些规划能相互协调，避免规划内容的冲突和矛盾。
孙安军指出，“城市规划的制定，实际上是公共权力对以土地为依托的财产权益的调整”。但现在，“我们层级规划各自为政”，“大家都在举起规划的大旗”，导致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和控制性的详细规划之间，“全部都是不衔接，或者是有很多不衔接的地方”。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针对上述问题开出了处方—即“推进规划、建设、管理、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
在更早之前的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还曾联合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下发《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试点县市“形成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目前，在各级政府、各部门制定的众多规划和蓝图中，尤为关键的是“三规”—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这三项规划分别由各地发改委、住建部门、国土部门主导编制。
只有当影响层面最大的“三规合一”后，“多规合一”方有推进的可能。问题是，在“多规合一”之后，统合各类规划的主导权又会“合到哪里去”？
对此，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袁昕表示，“多规合一”更多是政府内部“如何实现跨部门协调和管理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一张蓝图或者多张蓝图都没有实际意义。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多规合一”却有“貌合神离”的可能。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就指出，“连三规合一这个事，三个部门都不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通过技术手段去讨论。而是各自去搞一个‘三规合一’的版本。我们这种行政效率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吴必虎则坦言，要“混合规划很难做”。毕竟，“每个部门都有法律保护，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本来是我这段地。你来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如今，住建部虽宣称全国已有28个试点县市基本探索完成“多规合一”，正在提炼经验。但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助理孙雪东提醒，现有的“多规合一”试点还缺乏法律的依据，可能只会是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成果。
吴必虎则认为，中国很多政策推进难，原因在于长期形成的“大一统”、“一刀切”思维。“一张蓝图”究竟该由发改委、住建部门还是国土资源部门，还是其他部门主导，“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主要矛盾来指定不同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