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7年1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介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情况怎么样，这些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这方面的信息需求，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先生，请他向大家介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关情况，并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回答提问。下面先请徐主任作介绍。
徐绍史：
女士们、先生们，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首先要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发展改革工作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今天是1月10号，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问候朋友们一声新年好，并送上我良好的祝愿。
根据今天新闻发布会的安排，我先把经济运行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简政放权、创新驱动战略带动下的“双创”以及去年一年，包括今年以及“十三五”都要作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大家作一个简要回顾和介绍。随后我再回答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5年的年底和2016年的年初，由于最近几年来我们经济运行持续的、缓慢的回落，特别是2015年一季度7.0%、二季度7.0%、三季度6.9%、四季度6.8%，也是在缓慢回落。因此，前年年底和去年年初，大家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并不乐观，甚至有点担忧。有的机构，有的专家，预言中国经济可能出现“塌方式”的下滑、中国经济可能会硬着陆、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难以避免这样一些预言和预判。我在去年“两会”期间，针对这些预言预判也作过回应，我说，看中国经济还应该有两个视角，一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它的速度在变化，结构在优化，动力在转换，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二是要看中国经济的态势、走势和趋势，这样你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当时我就讲，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而且确保中国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我觉得中国经济“塌方式”的下滑、硬着陆不可避免，这些预言和预判都会落空。这一年走过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过去的一年，确实我们面临着非常严峻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各项改革。同时，适度扩大总需求，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我们没有搞“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总需求，而是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应该说，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十三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第一，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GDP增速都是6.7%，预计全年也可以在6.7%左右。城镇新增就业已经超过1300万，CPI很快就要公布数据，全年温和上涨大概2.0%。农业又是一个丰收年，粮食产量达到1.24万亿斤，而且玉米的种植面积调减3000万亩。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经上升到52.8%，比第二产业高出13.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达到7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3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5%左右，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也在持续下降。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有序地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作为“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待会我还要专门讲。
第三，“放管服”不断深化，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激发。因为发改委也是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成员，据我们了解，到去年年底，国务院部门的各类审批事项已经取消了620项左右，本届政府承诺的要取消1/3的审批事项，应该说已经提前完成。不少地方和部门取消和下放的比例更大一些，非行政许可的审批已经完全取消。我们连续三次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削减了90%，市场形成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比例已经超过97%。同时还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开展证照分离的改革试点，这对激发微观活力、扩大就业、净化市场环境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而且我们全面推开“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优化了企业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服务企业和群众的创业、兴业。
第四，创新驱动深入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特别是“双创”深入开展，现在平均每天新设的企业达到1.5万户，比去年多增3000户，活跃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28个“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实验也取得了突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投入运行，去年“创响中国“巡回接力活动覆盖了全国17个城市。第二届“双创”活动周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同步开展，一共举办了5000多场活动。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纷纷参与“双创”平台的建设，创业服务更加多元化、精细化和专业化，而且新兴产业迅猛发展，一些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融合，发展新动能增量扩大、存量激活、质量提升非常明显。前11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都是两位数的增长，比规模以上工业都要快将近5个百分点。
第五，“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好于预期，改革开放实现新的突破。电力体制改革、盐业体制改革、国有林场林区改革、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体制等改革措施陆续出台，“一带一路”的建设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而且进展非常顺利，国际产能合作也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第六，三大战略和四大板块叠加效应明显，区域城乡重塑优化呈现新格局。新型城镇化在稳步推进，区域发展叠加效应和新型城镇化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我们预计全年进城落户人口可以达到1600万左右。
第七，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249万易地扶贫搬迁已经完成，600万套的棚户区改造任务也已经完成，社会保障和救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这七个方面的成绩是我们在严峻复杂的内外环境下取得的。应该说很不容易，也难能可贵，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现在预计，2016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会突破70万亿人民币，增量大约是5万亿，这个增量与五年前年增长10%的增量基本相当，相当于1994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表现也是突出的。
最近IMF发布报告，德国之声网站刊发了评论文章，他们讲到，2016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速贡献了1.2个百分点，美国和欧洲分别是0.3和0.2个百分点。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达到30%多。从2009年首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贡献国以来，我们持续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动能。我以为，我们将很好地应对风险和挑战，保持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会对世界经济做出贡献，而且这个贡献会越来越大。我们也非常期待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落实去年G20峰会上形成的共识，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推进全球化进程，举起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旗帜，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
2017年我们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总的来看，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是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虽然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是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还是那句话，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一方面的情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去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局之年，党中央非常重视，各方面也在努力地推进。主要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成效：第一，“三去一降一补”，也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初见成效。去年去产能的年度任务已经提前超额完成，我们确定的钢铁去产能目标是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目标是2.5亿吨，这些产能涉及到需要重新安置职工，煤炭2.5亿吨的产能涉及到62万职工，钢铁4500万吨的产能涉及到18万的职工，到去年年底安排的职工已经接近70万。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前年1-11月亏损529亿，去年1-11月盈利331亿，煤炭企业的利润也增长了1.1倍。商品房待售面积，从去年1月份以来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市场化债转股和企业兼并重组也在有序推进，实体经济的成本有所下降，重点领域的补短板工作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第二，政府、市场、企业做了大量实践探索，这些经验弥足珍贵。从政府来讲，不仅仅在于提前超额完成了去产能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具有探索破解深层次矛盾路径的意义，政府从制度供给入手来深化改革，探索建立了一些市场机制，比如说中长期合同制度、储备产能制度、增减挂钩减量置换指标交易制度、最低库存和最高库存制度、政府行业企业联手防范价格异常波动制度等做了探索，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从市场来说，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更加充分，供需动态平衡，价格振荡波动，交易方式多元，市场的适应消化能力在增强。从企业来说，企业的效益改善和转型升级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有一批企业兼并重组，最大的就是宝钢跟武钢的联合重组，成立了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产煤大省山西，拖欠职工工资也大幅度下降，资产估值也大幅度上升。
第三，认识和工作在不断深化。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对“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的认识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深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也在进一步深化。从工作上来说，钢铁、煤炭去产能有序推进，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去产能也在自觉推进，大家主动减量、优化存量、引导增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都在逐步跟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效。
第四，各方面给予积极的评价。我们国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际上赢得了更多的认同，现在不少国家都意识到持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局限，对结构性改革更加关注和重视，一些知名的国际机构、媒体，都认为随着关停落后产能、企业的兼并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工作的推进，中国经济新动能已经开始聚集，今后一段时间会迎来新一轮经济上升周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只是一个开局之年，今年任务更加艰巨。我们会坚持这一条主线，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 我先介绍这些情况，下面我非常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胡凯红：
谢谢徐主任，下面开始提问，提问之前还是先通报一下你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记者：
我想请教一下您，对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涨”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在2016年的年末，随着曹德旺的一段访谈，我们国家企业的税负在朋友圈里一直看涨到了“死亡税率”，这种舆论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一线实业家的一些担忧，乃至整个社会的焦虑。同时我们也看到，另一方面其实中央对降成本这项工作非常重视，2016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降税清费，请教徐主任的是，在中央的政策和一线实业家的获得感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了这样现象的出现？谢谢。
徐绍史：
谢谢你的提问，最近这个话题挺热，制造业的成本、企业的税负议论也很多。曹德旺董事长，可能还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有些企业也反映了一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问题。我感到，一些个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过分解读。当然我也注意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分别从税制改革和税负构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应。他们的结论是，我们国家宏观税负的水平总体上并不高，他们两个部委的分析非常重要。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既要看到绝对的成本，也要看到相对的成本；既要看个案，也要看总体；既要看成本竞争力的指数，也要看构成指数的具体数值，总成本当中还有分项研究和分析，这需要做客观科学的分析来比较，全面考虑上述这些因素。
我也总体上赞同，与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依然相信，我们国家的市场还是很有竞争力的，依然是外资最佳投资国之一。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些企业的诉求，我们通过简政放权、减税降费来降低企业的成本，应该说去年一年还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2月份的数据我手里还没有，1—11月份全国规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收入当中的成本同比下降了0.14元，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同比提高了0.26个百分点，这很说明问题。我大体算了算，去年我们在降低企业成本方面大数大概1万亿左右。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税降费。减税，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开始全面推进“营改增”，2016年能够为企业减少税负大数是5000亿，涉企收费通过我们去年清理，特别是进出口环节的涉企收费，银行卡刷卡的收费定价机制等等，银行卡刷卡是收商家钱的，不是收消费者的钱，涉企收费大概减少了560亿。这样减税降费共有5500亿。
二是企业用能成本大数减少了2000亿，用能一个是电，通过电煤价格联动，输配电价的改革，鼓励电力直接交易，完善两部制电价等等，这个大数是1000亿。另外，去年我们降低了非居民用气的天然气价格，这样企业用气的成本也减少了1000亿。
三是利息负担下降。去年1—11月份大数利息减少了787亿。四是物流成本，我们通过航道疏通、枢纽互通、江海联通、关检直通四大畅通工程，公路甩挂运输、无车承运人等措施，整个物流成本降低了350亿左右。还有一个项目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我现在也算不出来，我最近也关注到有一家很大的企业，说它的涉企收费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很高，我们正在跟企业配合，来很好地调查。我们去年全年取消了13项行政审批，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的取消了152项，职业资格行政许可取消了222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192项，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等，制度性交易成本实际上也有所下降。我们通过一个大数据的分析，网民对降成本的总体评价还是正面的，他们认为“三去一降一补”里面降成本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我想，我们会进一步关注企业的诉求，进一步完善政策，简政放权、降税减费，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负担。但是我也建议企业在现在经济下行情况下，在注意用好国家政策的同时，练好内功，加强管理，努力降本增效，这样双方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企业成本下降就会取得更快地进展。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
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企业在2016年的跨境并购交易额超过了2000亿美元，另一方面还有报道称，中国政府给予了外国企业在华公司超国民待遇和补贴，影响到了公平竞争。请问徐主任对这两个问题怎么看？谢谢。
徐绍史：
谢谢这位记者女士，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最近这一两年吸引外资和境外投资确实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你提到的问题实际是两个，一个是“走出去”、“引进来”，二是怎么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问题。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企业“走出去”投资并购，一些企业在全球布局，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今年1—11月份，我们非金融类的境外投资已经达到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5.3%，全年估计会达到1700亿美元。中国政府支持国内的企业，特别是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既有利于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推动跟世界各国的务实合作，所以，中国政府一直是支持的。至于境外并购是不是有2000亿美元的额度，我想大家能判断，因为整个非金融类投资也就是1700亿美元左右，这里面还包括一些绿地投资，并购数额肯定是没有这么大的。
第二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在境外投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够理性的倾向。我们觉得这可能会引起风险，这些风险一旦爆发，对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国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在做分析，要加强引导。现在我们对大额非主业的投资和一些不规范的投资行为要进行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核，引导企业审慎决策、精准投资、理性投资。我想这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支持对外投资这个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问题。我们作为世界前列的引进外资的国家，一直致力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无论是对外资、对民资、对国资，都是一视同仁，不给予某一个国家、某一类企业特定的“超国民待遇”。当然，我们对有些产业、有些企业给予一些政策的支持，我觉得这也正常，也符合国际惯例，国际上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更想说的，我们前不久国务院常务会刚刚通过一个《关于扩大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这个文件最近就要印发，这个文件提出20条措施。我们要进一步开放市场，进一步引进外资，而且会在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上下更大的功夫。谢谢。
记者：
我的问题是，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培养新动能，推动“双创”的发展，2016年在新动能的发展上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怎么评价它在整个经济增长当中的作用？下一步这项工作我们还有什么考虑？谢谢。
徐绍史：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过程当中，“双创”确实取得蓬勃的发展，对新动能的成长，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过去一年，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果还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取得了积极成效。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创新驱动产业迈向了中高端，一些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2017新年致辞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点到一些重大的成果，比如中国天眼，贵州500米直径望远镜投入使用。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计算速度在全球首位。神舟天宫交会，探索一号深潜器也已经超过1万米，我们自行设计的C919不久也会交付飞行。还有中国的两张名片，一个是高速铁路，一个是核电，技术也都有突破。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也加速兴起，分享经济新的模式广泛渗透，分享经济正在从生活资源向生产资料资源方面延伸，这个大家也都有体验。
二是新兴产业领跑创新增长。前11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和创新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6%和10.87%，都是两位数，比规上工业都要快接近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创新产业的发展对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牵引的力量是很大的。
三是创新创业全面推向纵深，我们去年设了28个双创示范基地，示范基地正在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实验也取得了突破，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已经投入运行。我刚才说创响中国巡回接力，覆盖了17个城市，双创周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举行了5000多场活动。“双创”生态明显优化，全球有一份杂志叫《全球创业观察》，它对中国的创新创业作出了一个评估，我国早期创业活动指数为12.84，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列。“双创”主体的量和质共同提高，前11个月新登记的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500万，同比增长了14%，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双创”的主力军，创业投资也日益扩大。前11个月，募集的资本量是2015年的1.73倍。“双创”平台服务提升，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纷纷参与“双创”平台的建设，“双创”平台进一步向服务化、精细化、专业化转换，“双创”催生了大量优质企业，也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同样又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有很多大企业，企业这个是平台化的，员工是创客化，产品是个性化。我到厦门看过一家企业，他鼓励自己的员工在这个平台上创新，同时他又推出另外一个创新平台，请有创新意愿的大学生和其他人员到这个平台上来创新，凡是有创新成果的人都可以有回报。因为这个企业本身有管理、有产品、有产业链、有销售渠道，所以创新成果更容易转化。
路透社记者：
去年我们钢铁跟煤炭产能都超额提前完成了，同时也带来钢铁煤炭价格的上升，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另外，您怎么展望2017年去产能的工作，怎么更有效地推动去产能这项任务？谢谢。
徐绍史：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不但政府层面，行业协会层面、企业层面、社会层面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因为去年在去产能过程当中确实碰到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正像你所说的，供需矛盾、价格波动等等。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价格这个指挥棒对整个供需来说作用非常重大。 去年钢铁、煤炭去产能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跟踪、分析、研判它的价格变化，我可以告诉你，价格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去年钢铁的价格指数，年初只有60左右，到了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价格指数上升到100左右，价格也有比较大幅度的上升。四种钢材的平均价，高线、螺纹钢、冷轧薄板、中厚板四种钢材，年初的价格也就是每吨2200多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达到3800元。煤炭更是这样，煤炭年初的价格也就是370元每吨，到下半年一度突破680，到年底还是在600上下波动，所以这个价格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价格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认为有四句话很重要，一是前期超跌，就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价格超跌；二是库存的回补，由于经济运行比较平稳，企业需要回补库存；三是主动减产，钢铁和煤炭企业根据去产能的需要，压缩了产量；四是政策预期，大家觉得去产能力度在不断加大，可能供应量会减少，价格可能回升。但是总体上来看，供需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价格的波动是一个短期因素的综合结果，它也符合经济稳中向好、需求增加的趋势。
这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比如说7—11月份，发电增速是6.8%—8%，可是整个上半年的发电量的增速只有1%，发电量上去之后，电煤的需求就会增长，我们算算电煤需求大体至少要增加约6000万吨。另外还有比较复杂的原因是运力，公路的治理超载、超限，铁路的运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去年10月份之后正好是大秦线检修，每天影响运量约20万吨。还有一个因素，去年10月份之后一部分资金流到了期货市场，特别是把煤炭价格给带起来了，从短期的综合因素来看比较复杂。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跟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方面一起采取了措施，一是有序地释放高效的先进产能，增加产量。二是引导煤电企业跟煤炭企业签订长效的协议或者合同，改变它的交易方式，这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三是规范煤炭价格指数的编制和发布，我们有两个大的煤炭价格指数，一个是环渤海动力煤指数，也就是秦皇岛那个地方，5500大卡煤炭的价格指数；二是CCI指数，实际就是山西的汾渭指数，也是煤炭的一个价格指数。我们请相关的部门介入，帮助他们进一步规范编制这些价格指数，发布这些价格指数，正确引导预期。四是规范煤炭的经销活动，强化铁路的运输保障。铁路总公司非常支持，到去年取暖期开始之后，每天保证8.5万个车皮，500万吨的运力，满足北方地区取暖和发电的需要。
这一年，政府、协会、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们今年去产能工作开展是有益的。但是，今年去产能的要求会更高，“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会更重，压力也会更大，我们正在编制2017年钢铁煤炭去产能的方案，春节之前这个方案就可以下来，科学确定任务目标。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标准和落后产能的标准，“僵尸企业”一定要作为“牛鼻子”，加快退出关停。同时要守住四个底线：安全生产的底线、妥善安置职工的底线、依法依规和诚信履约的底线，要保证稳定供给的底线。谢谢。这一年，政府、协会、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我们今年去产能工作开展是有益的。但是，今年去产能的要求会更高，“三去一降一补”任务会更重，压力也会更大，我们正在编制2017年钢铁煤炭去产能的方案，春节之前这个方案就可以下来，科学确定任务目标。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标准和落后产能的标准，“僵尸企业”一定要作为“牛鼻子”，加快退出关停。同时要守住四个底线：安全生产的底线、妥善安置职工的底线、依法依规和诚信履约的底线，要保证稳定供给的底线。谢谢。
记者：
徐主任您好，我们注意到刚才您也提到，国家发改委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的力度有所加大，而且成效也是十分明显，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方法值得总结，另外，2017年，在这方面会有哪些新的动作或者有哪些新的考虑？谢谢。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放管服”是本届政府改革的当头炮，发改委加强“放管服”的改革义不容辞，最近几年，我们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加大了“放管服”的力度。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国务院要求在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至少要减少1/3，这个任务我们前两年都已经实现了，还有一些正在报批的过程当中，如果再批下来，我们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比例还会更大。
二是减少企业投资的核准。我们从2013年到去年，已经三次修订了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目录，大约减少了90%项目的审批。分年度看，2013年我们核准了企业投资的项目将近250个，2014年下降到126个，前年只有62个，去年只有55个，今年我们估计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是政府定价，我刚才说了，我们97%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是由市场形成的，这两年政府定价下放最明显的是药价，前年我们下放了700多种药价，去年我们又下放了2000多种药品的定价，因为我们觉得药品的招投标制度、医保的内控制度以及国家取消药品提成的制度就完全可以来控制药价，而且医药市场，特别是药品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充分竞争的局面，所以这个价格也放得很快。我们现在正在推进医疗服务价格的改革，所以从取消和下放审批权，发改委是尽心尽力、加大力度。
第二方面是加强监管，简单的说叫两张清单、四个平台。两张清单：审批事项清单、权力责任清单，两张清单已经报到主管部门，批准就公布。实际上在委内已经按照这两张清单在实施。四个平台：一是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这个平台是全国联网的，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所有的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其他项目的备案都在这个平台上面，而且可以实时跟踪。二是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现在已经归集了7亿条信息，每天在这个网站上面浏览和点击的已经超过100万人次，为什么对这个平台这么感兴趣呢？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平台把市场主体和一部分自然人信用信息全部整合上去了，已经跟10个部门形成联合惩戒的安排，还要跟3个部门形成了联合激励的安排。我们惩戒各类失信主体已经超过1300万人次。三是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从去年11月份试运行，今年1月1号正式上线，上线之后工程招投标、土地出让、矿产出让、政府采购全部在这个平台上面，这个平台也是中央、省、市、县四级联网，到今年的6月份可以做到完全联网，因为现在市和县这一级还有一部分没有联网。
最近大家也关心药品，媒体朋友对药品回扣做了调查，披露了一些情况，如果说药品招标也能放到这个平台上面去，我们把药品出厂价和批发价做到这个平台的一边，招标的时候一对比就行了，不可能出现招标价格要高于批发价格多少，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更加阳光透明。四是全国12358价格监管平台，价格监管平台的作用很大，一年也有70多万次的咨询和举报，主要用于反垄断。今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跟有关企业和部门专门制定了一个反炒信的安排。通过价格监管平台，最近处理的专门卖医药耗材的一家境外企业美敦力，罚款1.8亿元。另外还有一家外企，涉及到反垄断，也进行了罚款。所以这四个平台对于监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政府要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再用手工作坊式的办法来管理，而应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我说的这四个平台就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实时的、大范围的监管。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就是要把监管变成服务，现在凡是送到发改委来审批和核准的项目，我们做到零遗漏、零超时、零投诉。凡是进了大厅的项目都在网上运转，没有遗漏的。零超时，到了我们这里的项目，只要符合条件，评估30天，委内走程序20天，也就是30+20，50天没有超时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接到国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对我们的投诉。我们还会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来进一步深化“放管服”。谢谢。
记者：
我的问题是，大家对于中国的债务率、企业的杠杆率比较关心，又有观点认为，高杠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比较重大的风险，我想问的问题是，目前市场化债转股的进展怎么样？谢谢。
徐绍史：
这是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也好、境外也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位记者朋友提的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非常重要，首先对情况应该有一个判断，关于杠杆率，我们也注意到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我们国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对我们国家的杠杆率做过一些测算，数据还是有差异的。但有几个结论是基本上一致的，一是中国的总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当中还是处于中等水平，并不明显偏高，这些结论是这些机构测算之后比较一致的结论。从数据来看，在250%左右，大体上跟美国相当，低于日本、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二是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最低的，政府的杠杆率大概只有40%，居民的杠杆率也是40%，中央政府也就16%，地方政府稍微高一点。三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偏高，大家的看法也相对比较一致，测算的结果大概有150%左右，这个是高于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说到政府杠杆率，政府杠杆率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应该关注，政府的债务相当一部分形成了优质的资产。
对外界担忧的我国的债务问题，我觉得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看待，有三个角度很重要。一是我们国家的债务有高储蓄率做支撑，我们的储蓄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储蓄具有稳定性，高储蓄条件下的杠杆，风险相对会比较小，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比较低，这一点是我们跟其他经济体不同的。二是我们的债务主要是内债，外债的比例很低，非金融企业外债余额大概占比只有4%左右，从国际经验看，外债更容易引发债务危机。三是企业杠杆率高跟我们国家的融资方式有关系，由于我们资本市场不发达，所以我们大量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不高，所以企业负债水平较高。
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两句话，一是作为我们来说要积极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企业高杠杆率带来的风险；二是也不必过于担忧。去年10月份国家发布了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文件，银行、实施机构和企业都积极响应。10月份发文之前已经进行了一些模拟运行，通过文件发布后两个多月的运行，已经有了突破。所谓突破，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通过所属机构，还有一些资产管理公司，比如信达资产、陕西金融资产等，已经跟煤炭、钢铁、有色、建筑工程、交通运输这些领域的23家企业签订了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整个协议额超过3000亿人民币，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总体上看，在对象企业的选择、实施模式的方案、预期效果方面，都符合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符合国务院文件的精神。我们在今年还会进一步加大力度，来推动这项工作。我想强调的是，降低企业杠杆率还是要综合施策，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只是国务院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七条措施之一，所以我们其他六条措施还要跟进去，比如说加快“僵尸企业”的出清，深化企业的改革，建立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的长效机制，因为企业也不能不顾资产负债率就去借债、举债，形成很重的债务负担。我相信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这项工作还会更加有力、有序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