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时间依然遵循惯例，选择在春节期间向中国农民献上大礼包。这是“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的第14个年头。
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的文件对外发布。多位来自农业系统的学者，在应邀评点今年“一号文件”的亮点时，更愿意这样表述：“中央连续14年出台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2月6日，中农办主任唐仁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6个部分、33条政策措施，将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改革”两大板块谋篇布局。
13年前，中央发布的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就是由唐仁健和现任中财办、中农办的副主任韩俊一起参与起草的。2016年7月，唐仁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任上回归中财办，出任副主任，并接替退休的陈锡文出任中农办主任。自2006年以44岁的年纪成为中财办副主任，随后兼任中农办副主任以来，一直深耕农业领域的唐仁健，见证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成绩。
除了实质性惠农外，“一号文件”较多地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记者经梳理发现，今年这份万字文件的核心亮点有三：一是激活农村各类集体组织；二是给农民赋能；三是号召各界资本和精英下乡。
成本之惑，拯救“最困难的种粮人”
2016年，河南“种粮大王”柳学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是种粮人最困难的时候，“我认识的种粮大户，有70%效益不好，不少种粮大户选择另谋生路”。
经柳学友计算，去年种一亩地的成本是1000块，但这一亩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想卖出1000块的话，却没有这么容易。最后刘阳盘算，2016年一年，自己的200多亩地只有4万-5万元的收益，利润较2015年减少了一两万块钱。
“因此，当下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我认为中国整体的农业、粮食的生产，都是没有问题的。虽然局部地区可能供不应求，但总体上的供求也趋平衡，中国农业的核心问题还是生产成本过高。”
在党国英看来，农业生产成本过高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2月6日的同一场发布会上，韩俊明确提及，“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并表示“这是一场硬仗”。“这场硬仗难就难在，政府假如不补贴，农民就不种地；可假如提供高价补贴，就得让国家的财政兜着。”党国英解读。
党国英以玉米、大豆为例，“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玉米供过于求的现象，可局部地区的大豆又供不应求。本质上，这些粮食作物的供求应该让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和市场同样不存在绝对的边界，政府只要把控大局，其他的交给市场调节吧！”
对于政府每年保持粮食价格不变的规定动作，党国英认为不符合市场规律，“政府应当允许粮食价格波动，现在每年几亿吨的粮食都在存储，这个数量没有必要”，“但同时要注意到，现在提出要提高农业质量，并不意味着所有农业都去搞绿色农业，如果农业全搞高质量高标准，就会让粮食减产，全世界一半的人都会没有饭吃，也增加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因此，我理解的提高农产品质量，是要保证大宗农产品基本安全、无公害，以此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
号召资本与精英下乡
元宵刚过，硕士研究生毕业的“80后”蔡志雄几分欢喜几分愁。喜的是，自己注册不到一年的“羊踏菜园”电商品牌，销售额突破700万元；愁的是，卖得火爆的“水果红薯”就要断货，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
工作的最初两年，京山人蔡志雄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电商销售，后辞职，选择在与家乡毗邻的屈家岭农谷创业。屈家岭有个大学生创业基地，免费提供办公场地。2016年1月，他揣着20万元一头扎进了“互联网+农业”领域。
近两年，赴农村创业渐成趋势。2016年12月，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最近几年，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累计达450万人，而下乡创业的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也有130万人。”
鼓励各路资本以及像蔡志雄这样的年轻人去农村创业创新，是今年“一号文件”的一大亮点。
《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各路资本下乡，要研究制定引导和规范工商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具体意见，甚至首次允许外来资本搞三产。具体措施包括：支持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方式参与农林水利、农垦等项目建设运营；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设立各类农业农村发展投资基金；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和社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打造特色民宿和养生养老基地，建设各类农业产业园。
值得一提的是，“产业园”一词在过去的“一号文件”中没有提及过。事实上，从近期中央和各地的农业工作规划看，集群化、科技化的农业产业园将成为今年各地农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
具体到产业方面，今年的“一号文件”更加突出品牌化建设，包括推进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建设，支持地方以优势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依托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引入现代要素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等。事实上，农业要实现转型升级，除了技术突破外，品牌化和规模化是主要手段，从去年开始不少地区尝试整合本地农业产业资源开发区域品牌，并成为助力脱贫、发展农村电商的有效手段，故而，农产品品牌化将成为2017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意见》继续呼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鼓励各地创建一批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创业孵化基地、创客服务平台。为了激励科技人员下乡，《意见》还提出要完善科技人员兼职取酬的制度规定，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科技人员创业平台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
而在扶贫方面，《意见》明确今年将再脱贫1000万人以上，同时要求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做法，不搞层层加码，严禁弄虚作假。
土地改革试点扩围，多渠道筹集资金补偿
在土地改革方面，今年“一号文件”的相关表述引人关注，其中，徘徊已久的农村宅基地改革终于有所推进和突破。
2013年8月，温州乐清市政府曾公布新政，允许农民宅基地在县级范围内流转，不再局限于村级。该消息虽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但乐清市政府随后否认了这项改革，称流转范围仍限于本村。2015年1月，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试点工作将在2017年底完成。不过试点的范围并不够宽泛，其中征地制度改革只有3个县在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也各仅有15个试点县。
今年，宅基地改革试点将扩围。唐仁健在2月6日的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统筹、协调、推进”，也就是说，要把征地制度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这两项改革推广到33个县，扩大试点范围。今年年底后，将对试点县进行评估、总结和验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法。
其次，《意见》明确农民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将有市场化收益：要认真总结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在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防止外部资本侵占控制的前提下，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维护农户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权，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这项改革早就该做了，允许农村人在城里买房，为什么就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呢？未来城乡一体化，迟早要有这一天。”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分析道。
廖洪乐指出，过去，农民如果户口迁移到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农村承包地往往由村集体无偿收回，现在则提供了补偿，有了退出承包地的收益，宅基地也是。
但农民退地的补偿从何而来？对于这一困难但关键的问题，《意见》亦给出了解决办法，允许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按规定用于村集体对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补偿。在农村多余的宅基地以及整治得出的建设用地上，也将允许外来资本发展旅游、休闲，以及农业和工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
但放开是有限度的。唐仁健在2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农村宅基地建设中的两个雷区：首先，严禁违法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所；其次，注意保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
“这里的外来资本主要指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但更要防止农村官员和开发商勾结，利用良好的政策导向，强制剥夺农民的宅基地，这比单纯的外部资本的侵占更可怕。”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有些担忧。
朱启臻进一步解释：“宅基地改革绝不仅仅是一栋房子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农民切身的利益，还涉及到农村稳定、乡村文化传承等诸多问题。假如宅基地改革过于冒进，农民失去了宅基地，将来再想回农村都没有办法。现在的外部资本比如房地产公司、旅游公司，一旦买下了大量的农村宅基地，很快这些宅基地就会变成小别墅，再转手卖给富人。这样的行为会消灭农村、农业，摧毁乡土文化，让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变成少数富人的私人场所。这些损伤都是不可逆转的。如今，中央在防止外部资本侵占的前提下盘活农村宅基地，实际是给那些将来可能返乡的农民，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