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些地方在推进乡村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奢侈化”倾向。
比如打着有机健康的旗号发展所谓“高端”“天价”农副产品，开发所谓高端个性的“高消费”“精品”民宿和乡村旅游服务项目等等；
更有个别地方耗费巨资，打造所谓的“奢侈化”乡村“网红”景点，不仅造成巨大的前期设计、征地和施工费用，还造成后期高昂的维护养护成本。
乡村产业升级中出现的这种“奢侈化”倾向，对于乡村产业发展究竟是利是弊？这需要从理论和现实层面进行科学回应。首先要承认，适度“奢侈化”对乡村产业发展有一定益处。
一是有利于重新认识乡村价值。
一直以来，乡村产业就是农民在农村范围内发展农业的观念根深蒂固。现在，出现了“网红”乡村景点，价格不菲却仍需提前一两个月预订的乡村民宿，在精品超市甚至在拍卖会上高价售卖的农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重新发掘和审视这块被长期忽视的价值投资洼地。
二是有利于乡村资源开发。
乡村价值具体体现在山水田林路湖草等自然资源上，也体现在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古村落、古镇以及历史文化遗址等人文资源上。乡村资源开发某种程度上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在开发初期不仅需要较大的投资强度，还需要较高水平的规划引导。乡村产业升级的适度“奢侈化”，有利于科学引导政府和工商资本高水平、高起点开发乡村资源，并通过体制机制设计构建乡村资源开发制度。
三是有利于增加乡村的吸引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曾经说过，乡村的贫穷主要源于无法吸引农业之外的先进生产要素进入，而主要依靠乡村内部的“自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就是要吸引乡村之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管理等生产要素进入乡村，并实现要素的有效配置。乡村产品和服务的适度“奢侈化”有利于增加资本流向乡村的吸引力。
但过度“奢侈化”对乡村产业升级不利影响更明显。
首先，中国城乡收入现状不足以支撑乡村产业全部进行“奢侈化”升级。
有人要说，杭州莫干山地区的乡村酒店那么贵，盒马鲜生等新零售业态出售的农产品价格那么高，为什么还供不应求？道理很简单，这些高端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服务只可能出现在大城市或者都市近郊，而且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二线城市。相对于广大城乡消费群体只能是凤毛麟角。
中国乡村如果都瞄准这种“奢侈化”产品升级路径，大量的高价农产品和服务充斥市场，容易造成“谷贵伤农”现象。这不仅会造成大量投资无法收回，还会造成乡村资源不可逆的消耗和浪费。
其次，可能引发乡村内部“两级分化”现象。
“奢侈化”的乡村即使能够发展，高价的产品和服务即使有一定的市场，也必然发生在具有良好区位优势、雄厚的财政实力或特殊资源禀赋的地方。按照这样的产业升级路径，中国广大普通乡村无疑丧失了乡村振兴的机会。
乡村振兴的最优路径是实现乡村的“帕累托改进”，既无论是基础条件好，还是较差的乡村，都要通过特色发展实现福利改进。
次优路径是实现“卡尔多优化”，虽然部分乡村没有振兴，基础条件较好的乡村率先实现振兴，但乡村整体福利得到增长。
最坏的结果是，乡村振兴中出现“两级分化”现象，富村更富，穷村更穷，乡村整体福利并没有得到增长。
三是可能诱发财政金融风险。
“奢侈化”的乡村建设，需要在基础设施、景观营造等方面给予巨大的财政投入，一定程度需要通过政府举债的方式筹措投入资金，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
值得担忧的是，过去举债多是用城镇建设用地资源进行担保，而现在一些地方将乡村集体建设用地资源以各种变相形式举债，加之基层县乡政府财政金融风险控制手段有限，极易诱发乡村财政金融风险。
要想有效规避乡村产业“奢侈化”倾向，笔者以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大力倡导“自然乡村”建设理念。
在现代社会中，最自然的地方应该是乡村，最自然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乡村提供的。乡村建设要遵循山水田林路湖草的自然肌理，不搞大拆大建，不盲目照搬国外乡村形态。要让乡村都能够享受产业升级的机遇，避免出现“两级分化”。
二是倡导将“中等收入城乡消费者”作为乡村产业升级的目标客群。
乡村产业升级应当加深对产品和服务目标客群研究，重点围绕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消费者进行深度的区域和人群画像，同时针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展开精准宣传和营销。
三是加强乡村产业发展场景平台建设。
将乡村产业发展场景平台作为政策重点，着力打造复合交通场景、资本运作场景、产业聚集场景、信息网络场景以及绿色发展场景，避免行政手段对产业升级市场行为的影响和干扰。
四是划定乡村产业升级的底线和红线。
要极力避免盲目举债发展、乡村“两级分化”以及向“高价”产品业态升级的冲动，要将政府债务、乡村内部发展差距、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等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