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正遭遇“成长的烦恼”。
烦恼来自两方面，一是一些高端制造业，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背景下，面临回流倾向；二是一些低端制造业，受制于中国人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上涨和转型升级需要，向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在广东、江苏和山东等地方，原本看重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一些台资、韩国企业，开始考虑向劳动力和土地更为廉价的东南亚转移。阿迪达斯宣布将在今年10月关闭其在中国苏州的最后一家自有工厂，一些台湾老板开始组团到东南亚进行投资商务考察，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基地义乌已逐步向半成品集散中心转变，东南亚国家、“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客商把半成品从义乌运回国内组装。
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制造”优势发生微妙变化。外商直接投资(FDI)自去年11月份以来，大多数月份处于负增长，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只有5月份同比出现0.05%的短暂正增长。
这些现象，有些是因自身转型升级的主观因素，有些则是来自外部竞争的结果。客观看待这些现象，冷静分析其原因，对重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十分必要。
纵观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制造创造的辉煌有目共睹，在这次伦敦奥运会上，中国制造可谓独领风骚。根据奥运会官方网站信息，伦敦奥运会900项不同种类的奥运官方纪念品中，“中国制造”占到65%。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如今，这些优势却面临尴尬：高端还需要时间去站稳，中低端又受限于成本上升难以保住。主要原因则在于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土地价格不再便宜、税收优惠也日渐减少、环保压力日益增大。
一些发达国家，国内正面临失业的突出问题，正借此机会，将一些制造业引回，以提振本国经济并增加就业岗位，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会动用包括税收优惠刺激乃至惩罚性税收的手段。比如，2011年美国汽车巨头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与汽车工人联盟签署为期四年的协议，把部分生产流程迁回美国，此前中国是他们建新工厂的首选。
与此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其中着力的一个方向就是从中国“挖走”一些适合其本国生产条件和水平的企业，这主要包括制衣制鞋、电子产品等。
越南国家通讯社宣称，全球知名体育品牌耐克的运动鞋在越南的生产规模已经超过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成为世界最大的耐克鞋生产国。
尽管 “回迁”和“外流”现象，还不足以动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但这些迹象也在提醒我们，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急迫性和重要性。高端制造业的回迁，不仅带走了在华的就业岗位和税收，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带走了我国制造业就近学习和赶超的机会。
同时，面对低端制造业的外迁，如果是一部分污染大、能耗高，已经不符合我国产业发展规划和现行法律规定的企业外流，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还有一部分仅仅是因为人力成本高，或者土地价格高而外迁的企业，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不根据外部市场竞争情况，一味地拔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哄抬炒作土地价格，变相提高企业的设立和运营成本，可能会适得其反。
尤其是中国东中西部的地域特点，可以给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腾挪的空间，就目前而言，这种“存量的”比较优势还相当明显，应该可以继续挖掘。而不宜在低端制造和转型升级的中间，出现空当现象。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再造“比较优势”，这就包括产业链优势。中国不仅是一个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其市场之大在全球难有匹敌，这种产地与市场结合的模式显然要比东南亚一些国家缺乏市场规模更具优势，至少在物流上就节约了大量费用。
对一个产业而言，它所要节约的不仅是人力、土地成本，还有上下游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尤其是电子产品的制造，它所需要的原材料、配件、技术工人以及相关设备的供给都是企业必须考虑的。
其次，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的升级也势在必行。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长期投资。只有不断提高生产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和专利布局，依靠品牌的力量牢牢掌握着生产的主动权，这才是真正强大的“比较优势”。
就像苹果公司的产品基本上不在美国制造，但其美国公司却掌握全球苹果产品产业链的命脉，它们不直接从事制造业，却通过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势引领着这个领域制造业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和转型的方向。